摘要：
两宋期间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，其频繁程度在各封建王朝中首屈一指。然而，这些起义往往都以招安为结局，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，不仅源于封建统治者的总体考量，也映射出许多义军领导者的投机心理。
正文：
在水泊梁山这一“社区”当中，“招安”算是一个敏感词语，等闲不能说出来。
虽然不能说，但却基本成为了一个被默认的事实：当梁山好汉将高太尉绑上山后，宋江“喝退左右、奉上新衣、倒头便拜”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、熟练无比，大约在私下里练过不少回。
宋江心心念念的便是招安
按照《水浒传》的说法，武松、鲁智深等一干好汉，对招安算是兴趣缺缺，但碍于宋江的面子，这件事不说也罢；林冲虽然与高俅不共戴天，但除了瞪眼看着，啥也没敢做；倒是李逵，动不动就摔桌子砸板凳，明着反对招安不说，还嚷着要宋江做皇帝，但到临了，公明哥哥一杯毒酒灌下去，“黑旋风”就此了账。
鲁莽的李逵终究因此送命
宋江为何如此钟情于招安？这其中的原因早已有无数人分析过，然而其根据的都是《水浒传》这一文本。实际上，有宋一朝，真正被剿灭的义军队伍相当稀少，绝大多数的义军，都走上了招安这条路。
正如陈佩斯所说的：没好处谁投降？宋朝义军频频被招安，这背后的最强推手必然是宋朝的统治者们。
一：宋朝统治者：招安有什么丢人的？
根据考证，在两宋320年的历史中，有记录的义军队伍多达433支，平均一年一次还有富余。但这些义军的活动都呈现一个突出的特点——活动范围小、持续时间短，像汉末黄巾、唐末黄巢、明末李自成这种席卷全国的战乱，两宋期间从未出现过。
李自成像
两宋的农民义军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特点，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义军队伍不如他们的“前辈”战斗力强，而是由于宋朝统治者对待义军的态度与其他朝代有着天壤之别。
在其他封建王朝眼中，起兵造反是十恶不赦的罪状，虽然也有招降的行为存在，但总体思想仍然是以彻底剿灭、杀鸡儆猴为主。然而，纵观封建王朝农民起义的历史，这些起义军的规模往往呈现出“钺剿越大”的态势：首先，官军与农民军作战，赢了还则罢了，若是输了，许多士兵摇身一变，就地便加入农民军——反正当兵就为吃饷，跟谁干都是干！
农民军作战情景
其次，一旦起义军规模庞大，要剿灭他们，大把大把的钱粮就得流水一样花出去，这笔钱最后免不了还得摊到老百姓头上。这些老百姓一旦觉得活不下去，免不了一跺脚一咬牙：反了吧！
得，这下子没完没了了。
于是，宋朝统治者充分吸收了前朝的经验——干脆别打了，招安吧！
宋太宗在位期间，名臣柳开就曾经以招安的方式平定了常州、润州地区的小股农民军。而宋太宗本人也曾悬赏招募过陕西一带的“大寇”焦四、焦八等人，可说是开了宋朝招安的先河：
而宋朝皇帝以诏命正式发布招安令，则是在宋真宗咸宁三年。这一年，以王钧等人为首的起义军正在蜀地一带活动，为了快速平定局势，宋真宗曾专门派出使节向义军传诏：只要投降，既往不咎，升官发财也好商量！（《宋大诏令集》：“如能递相劝率，效顺革心，当赐生全，别加录用。”）
自此之后，宋朝频繁使用招安这一手段对付义军，在两宋期间的大量史料之中，都有相关的记载：
在两宋期间，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：不仅皇帝热衷招安，就连大臣们对这一政策也相当拥护。
在其他的封建王朝中，经常出现这样的情景：某地有人揭竿而起，皇帝没主意，便召集大臣商量。这些以“忠义”自诩的大臣们便引经据典、慷慨陈词，得出结论——不怕花钱，坚决剿灭！
于是，皇上下旨出兵，这些大臣们也很满意——我真乃国家栋梁之臣也！
事实证明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，就坏在这种自以为“忠”的大臣手里。
然而，宋朝的大臣们似乎并没有这种心理负担，根据史料记载，这些大臣们还经常向皇帝上书，大谈特谈招安的好处：
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很简单——宋朝的外部环境并不太平，少数的精兵强将都以防范外敌为主，不可能长期在内部对付义军。因此，如果要与义军开战，朝廷中的这些文臣免不了要上前线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