然而，就是这样迥然相异的两个人，在生活中却是一对非常要好的朋友，虽说彼此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大不相同。没有嫌弃，也没有嫉妒，有的仅是对对方优长之处的相互欣赏与理解。如果说友谊往往脱不了功利性的彼此予取，但在卡利内奇和霍里的友谊当中，我们能够看见的却只有交往本身的愉悦。这一友谊的秘密，即在于他们的平等相待吧。
要是把卡利内奇和霍里放在一起比较，我们也还会有一个发现，那就是等级身份的变换问题。也就是说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地主及贫农之间的差异并不完全是一个政治学的问题，它还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。霍里虽是一个佃农，可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勤劳，他使得全家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。他委实有能力赎回自己的自由之身，甚至有可能购置土地，进而摇身一变为地主。只是，霍里没有这样做。
为何没有这样做？霍里对屠格涅夫给出了这样的解释：“霍里要是做了自由人，凡是没有胡子的人，就都管得着霍里了。”所谓没有胡子的人，即指当时被官方禁止蓄须的权势者。简单一句话，道出的却是霍里的深谋和远虑：摆脱掉一个主人，结果会换来更多的主人，这样的自由不要也罢。
关键的一点是，霍里很了解他的主人，这个主人待他们也很好，况且交租对他来说又不是个问题。因此，霍里有理由知足常乐。从他这里，我们也能知道，地主及其佃农的关系，亦非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般千篇一律的紧张。屠格涅夫对于一个地主的间接涉及，可以有效还原我们对地主老财妖魔化的历史想象。
而从卡利内奇跟霍里关于主人的争论中，我们看到的同样是前者对于主人的真心维护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仍不能否认个中存在的剥削实质。这种剥削正是政治学所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在该篇的尾声处，屠格涅夫用貌似漫不经心的一笔，刻画出了卡利内奇作为一个自然之子的神奇——望着初升的晚霞，屠格涅夫说“明天准是好天气了”，而卡利内奇却说“不，要下雨了，因为那边的鸭子在泼水，而且草的气息特别浓”。无疑，卡利内奇是更值得我们信任的。
叶尔莫莱（《叶尔莫莱和磨坊主妇》）是又一个可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农民，他随同屠格涅夫打猎，所以在《猎人笔记》中出现的次数最多。他性格相当古怪，一无所有却无忧无虑，居无定所其实有家。他没头没脑，浑浑噩噩，是别人眼里的废物，可又有着过人的生存技能，是个极有天赋的猎手。他对别人永远充满善意和谦卑，而对妻子却始终是残酷无情，毫不关心她的死活。叶尔莫莱的凶相除了会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毕露，还会在被他打伤的猎物面前毕露，所以屠格涅夫说“我不喜欢他把打伤的鸟咬死时脸上的表情”。
虽说叶尔莫莱古怪得可以，实际上却一点也不复杂。要定义像他这样的人，只需“弱者”二字。弱者的本性即是依赖和索取，他们甘愿忍受强者的欺凌，然后再将怨恨发泄在比自己更弱小的生命身上。对于强者，弱者唯有屈从，从他们那里，弱者习得的仅是压迫和凶残。《总管》里的索夫龙、《事务所》里的尼古拉·叶列梅伊奇等，也统统属于这种仗势欺人的弱者，即便他们看起来要比叶尔莫莱强大得多。简言之，弱者从来就不具备爱的能力。因此，我们无以指望从弱者那里获取给予或拯救。对于弱者，仅有鲁迅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必须要用我们爱的启蒙使其成为强大者。施舍式的关怀只能让弱者继续沉沦于弱者的处境，而这绝非对于弱者的真正关怀。
《猎人笔记》中的农民基本都是这样的弱者，只是在性情上与叶尔莫莱不尽相同罢了。屠格涅夫在描写他们时，由于秉持着尽可能平等的姿态，故而有了最大限度的冷静。毫无疑问，他是同情他们的，但他也深知，廉价的情感流露或者随意的谴责并不能改变什么，只不过换得的是自我的心理安慰，以及这些不幸者的加倍自怜。有鉴于此，屠格涅夫宁愿不动声色地去书写他们，借助他们的客观呈现启示着我们。
